欢团，又称欢喜团，是江淮乡野常见的食品。用淘洗干净的糯米蒸出饭，晾成饭干，炒成米花，用糖稀拌匀，在光滑的毛竹槽内，搓揉晃动，冷干后，便成了欢团。

欢团，一般似杏子大小。大的，似桃子、石榴甚或西瓜，是在两只木碗似的模具里刻制出来的。欢团，大多用于民间喜庆活动，小的点染红绿颜色的花纹，增加喜气；大的用红线串起，印上字样，标明喜庆活动的内容。

红烛高烧的新房里，喜帐正中，“百年好合”的大欢团一挂，闹洞房便开始了。新郎提着盖有红布的青竹篮，向贺喜的人们散发小欢团大红枣花生，以求免闹。闹洞房者开心地吃着小欢团，借那挂在半空中的大欢团，和新郎新娘闹得不可开交。

农家建房架梁了，梁上裹着红布，“乔迁之喜”的大欢团，从红布上垂下来。房主人端坐梁头，怀抱箩筐，向凑热闹的人们抛撒小欢团。新房上下，欢呼雀跃，热闹非凡。

娃娃一岁了，按惯例“抓周”。堂屋中挂着“长命百岁”的大欢团，桌子上摆满娃娃喜爱的物品。娃娃抓起大人满意的东西了，大家高兴得互相往嘴里塞小欢团。

这里，欢团已经不是一般的食品，而是一种载体，载着淳厚的民俗，载着农人胸中的喜悦和质朴的愿望。

欢团，适宜低温保存。过去的山野小街，自深秋至第二年清明，是欢团上市的黄金季节。卖欢团的，当街摆起一张竹匾子，欢团在竹匾子里，堆成似一座座小山，甜美丰硕，十分诱人。农人们赶集，总要捎点欢团回家；赶集的孩童，在街上遇到乡邻亲戚，父辈好友，得到的馈赠往往也是满荷包的欢团。

欢团，可以干嚼，也可以泡欢团鸡蛋糖茶，侍奉老人，招待宾客。它老少皆宜，是节庆必备之物，也可耕种小憩之时充饥，是农家特有的方便食品。乡野人家，春节前大多炒制欢团。那时乡村的许多夜晚，沙沙的炒米声，常从东家西家传出，诱人的香甜味，常在旷野里飘动。一股浓浓的节日喜庆之气，从欢团里溢出，笼罩着村野茅舍，急得未做欢团的人家难以入睡，闹得馋嘴娃娃不能成眠。当时，穷人很多，春节来临，年关难过，无钱购买较贵的蔗糖，便用山芋糖代替；缺少制作器具，就摞起袖子用手搓揉。由于山芋糖色泽暗黄，手搓得欠光滑又不圆，因而人们不叫它欢团，而称其为糖团子。新春佳节，富裕人家桌上摆着雪白的欢团，穷人家桌上放着暗花黄的糖团子。这时候的欢团与糖团子，成了各家各户经济状况的标志。但散发的喜气，所表达的心情，却是一样的令人陶醉。

欢团出自农人之手，满足农人之需，普通、土气，难登大雅之堂，不为城市的商号名店所售，一般只在街头巷尾摆摊叫卖。然而，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欢喜庵前欢喜团，春郊买食百忧宽，村醪戏比金生丽，偏有多人醉脚盘。”清代嘉庆年间杨燮作竹枝词，对早春二月农人们赶庙会、买欢团、食欢团的景象，作了生动的咏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旧时农人的生活画卷。

土里土气的欢团，虽不高雅，但也受到各阶层人士喜爱，吴敬梓对它就情有独钟。他在《儒林外史》第三回，周进录了个贡监首卷之后写道：“申祥甫在薛家集敛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鸡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亲自上县来报喜。”从中可知欢团在过去的下层官场也能派上用场，真可谓雅俗共赏也。欢团源于何时，无从查考，只知它到了20世纪60年代，曾经遇过一段曲折。起初因计划种植，公社大田要夺高产，不给糯稻立足之地，农人们无法再做欢团。后来，遇到天灾人祸，家家口粮不够吃，农人们无粮来做欢团。再后来是风恶浪险的十年动乱，团团圆圆、和和气气、香香甜甜的欢团，又有“封资修”之嫌，农人们不敢再做欢团。因此，欢团在农家销声匿迹了。

不见了欢团的岁月，是贫穷荒芜、愁眉苦脸的岁月。人们渴盼欢团，渴盼有丰盛的秋实，有温馨的冬春。渴盼欢团归来，把生活装点的有滋有味一些。因此，农人们朝思暮想能有自由耕种的土地，好栽插糯稻，播撒向往的种子，使日子过得像欢团般的美满。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的号角从低矮的农舍下吹响，江淮原野板结的土地复苏了，农人们解放了，挣脱了精神上的枷锁。花鼓小锣唱新腔，那阔别多年的欢团，才又在乡村市场上冒了出来。观之令我眼睛一亮，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嘴里禁不住溢出涎水，很想在品尝欢团的同时，再回味一次童年的香甜。去年入秋，我有幸又到诸多乡村街市上走了一遭，农人肩上的重担解除了，多予少取的“三农”政策，落实到田头，集镇上热气腾腾。那欢团堆起的小山，一座连着一座，比过去更高了。山巅竹架之上，红线串着一排排大欢团，喜气盈盈，好不醉人。赶集的农人们，笑着买卖欢团，笑着品尝欢团。老掉牙的嘴在笑，未长牙的嘴也在笑，仿佛人人怀里揣着一个甘美的欢喜团子。我猛然感到欢团里有国家对农民的厚爱，土地对劳动者的忠诚，农民对社会的热情。它是一种食品，更又是一种象征。

我提着心爱的欢团回家，品之思之，心潮难平。灾难深重的时代，哀苦多，欢乐少，离散多，团聚少。是谁别出心裁，将这种糯米制作的农家食品，取名“欢团”的呢？其名竟是那般含意深邃，妙不可言。这无疑是农人的杰作，这小小的欢团里，竟凝聚着先辈农人的一种期盼，一种深情，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