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有一套唐代钱币，它们的铸造和一次历史事件有关。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打击佛教的事件，史称“会昌灭佛”。在这次事件中全国大部分佛教寺院被毁，皇帝诏令用被毁寺院中的铜质佛像和法器铸造钱币。这种钱币特征明显，虽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存世量仍然较多，被收藏界称为“会昌开元”。

会昌开元的形制为方孔圆形，直径约2厘米左右，质地多为青铜，也有少数含铅锡量高的所谓白钱，可能和民间的私铸有关。唐代自建立之初便开始铸造开元通宝钱币，开元并不是年号，而是有开辟新制的意思，因为在唐朝之前铸币的面文大都是记钱币的重量，如半两、五铢等等，到了高祖建立唐朝铸造开元通宝，面文不再记重量。虽然唐朝也铸造过其它种类的钱币，但自始至终都在铸造开元通宝钱币，所以其版式有很多，不太容易区分断代各种版式的具体铸造时间。作为开元通宝的一种，只有会昌开元特征明显，就是在钱币的背面铸有文字。会昌开元钱币的正面和普通唐代开元通宝钱币一样，铸有“会昌开元”四个字，普通开元通宝的背面没有文字，少数有星形或者是弯月形的纹饰，而会昌开元钱币的背面多为一字及星月纹，文字主要是当时全国各铸造地名，版别甚多，铸造于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

文物收藏往往要与其相关的历史相结合才能体会出其内涵与价值，会昌开元的收藏也是这样。会昌开元是灭佛的产物，结合历史记载，我们可以了解会昌灭佛的相关政治经济背景。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一直到唐代，作为外来的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间的斗争时有发生，并且常借助于君主的好恶而相互倾轧。唐武宗没有继位前就好道术，史载：“帝在籓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过当，疏奏不省。”刚继位的皇帝对道教如此崇信，可见道教或者说道术在武宗心中的分量。皇帝迷信道术，道士则不失时机力劝武宗排佛。史载唐武宗宠幸的道士赵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他同时还与其举荐至京的罗浮道士邓元起、充崇玄馆学士衡山道士刘玄靖紧密配合，“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可以说唐武宗因崇道而排佛。

唐代前期佛教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受到的限制比较多，安史之乱唐中央政权被削弱，对佛教的限制减少。动乱中的皇帝无力一举平叛，只能寄希望于宗教，由于限制的减少和皇帝的扶持，寺院经济呈现出了兴盛的局面，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一方面，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封建社会里农业为国之根本，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的寺院对封建统治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寺院僧侣人数剧增，严重影响到唐政府的租税等财政收入以及能为国家服役的人数，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佛教的大兴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铜材的大量消耗，因为大量的佛像法器都是由铜或铜合金铸成的，中国古代流通货币也主要是由铜铸成的，这就必然产生二者争夺铜材的问题。唐代的钱币铸造量前后变动很大，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受安史之乱的影响，唐中期以后铸钱量减少，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只有“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钱币铸造数量的锐减更加不能满足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对货币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钱荒”，这一现象在唐代后期尤其严重，造成长时期的通货紧缩与物价下跌。

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在大发展的过程中和封建统治者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矛盾也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到唐武宗时条件终于成熟，武宗发出了“穷吾天下者，佛也”的感叹，可见会昌灭佛究其根本，要打击的是寺院的经济体系，从而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会昌灭佛后“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会昌开元的铸造时间只有一年（会昌五年），而至今会昌开元仍然比较常见，可以想象当年佛寺之多，它的大量铸造也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钱荒。

我的这套会昌开元可以收集整理出的背文一共有23种，分别是：京、洛、丹、蓝、梓、兖、平、梁、兴、益、昌、广、润、福、潭、桂、鄂、襄、洪、荆、越、永、宣。这些铸造地区根据史书的记载都是分属诸道的州府。唐太宗贞观年间将全国划分为十道，结合史书记载可以归纳出铸造会昌开元的州府及其对应在“贞观十道”中的位置：1、关内道“京兆府（京兆尹驻地）铸背“京”、“蓝”字钱，丹州（丹州防御使驻地）铸背“丹”字钱。2、河南道：河南府（河南尹驻地旧称洛州），铸背“洛”字钱，兖州（沂海节度使驻地），铸背“兖”字钱。3、河东道：无。4、河北道：无。5、山南道：江陵府（江陵尹驻地，旧称荆州）、襄州（襄阳节度使驻地）、兴元府（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旧称梁州）、兴州（兴州团练使驻地）。分别铸背“荆”、“襄”、“梁”、“兴”字钱。6、淮南道：扬州（淮南节度使驻地），铸背“昌”字钱。7、江南道：润州（浙西观察使驻地）、鄂州（鄂岳观察使驻地）、洪州（江西观察使驻地）、潭州（湖南观察使驻地）、永州（永州团练使驻地）、福州（福建观察使驻地）、宣州（宣歙观察使驻地）、越州（浙东观察使驻地），分别铸背“润”、“鄂”、“洪”、“潭”、“永”、“福”、“宣”、“越”字钱。8、剑南道：成都府（成都尹、西川节度使驻地，旧称益州）、梓州（东川节度使驻地），分别铸背“益”、“梓”字钱。9、岭南道：广州（岭南节度使驻地）、桂州（桂管经略使驻地）分别铸背“广”、“桂”字钱。10、陇右道：无。道“平”字钱铸于辽东的平州，贞观年间辽东还没有收复，所以平州不在贞观十道的范围内。可以看出，会昌开元的背文绝大部分都是观察使或经略使等驻地所在州或旧州名的首字，这与《新唐书》“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的记载是一致的。

通过对铸造地区的考析没有发展属于陇右、河北、河东这三道的会昌开元。唐宪宗时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以贞观十道为基础编写的，陇右道在安史之乱后即为叶蕃占据，为表示有志于“收复故土”，仍将陇右道列于书的最后，但一直到唐亡陇右道都没有被收回，所以唐武宗会昌灭佛当然就影响不到这里了。河北道是唐代最早的藩镇割据地区，安史之乱后，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无力对初步平定后的安史残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遂采用招抚的办法，把安史降将就地安置在河北叛军旧地担任节度使，节度使的职位世袭，表面上服从朝延，实际上是独立王国，所以会昌灭佛的政令在这里是得不到回应的。河东道所辖区域大致在今天的山西省，山西历来就是我国佛教最为兴盛发达的地区之一，没有发现属于河东道铸造的会昌开元，是否意味着河东道也是武宗时朝延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地区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唐武宗对于山西藩镇割据的打击力度很大，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属于河东道的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谋擅袭节度使位，宰相李德裕认为泽潞镇也处腹心之地，不同河北三镇，坚决主张用兵，武宗命诸道出兵征讨，次年，刘稹被杀，泽潞平。可以说武宗时对于河东道还是没有失去控制权的。没有发现河东道会昌开元则可能说明当年用毁佛寺铜材铸造的钱币有些州府并没有在钱背加铸州府名。

从对铸造地区的考析中可以发现23种会昌开元中属于南方州府铸造的有：昌、广、润、福、潭、桂、鄂、襄、洪、荆、越、永、宣共13个，占50%以上。剩下的10种中除去剑南道的梓州和益州以及辽东的平州，属于传统北方中原和关中地区铸造的仅有7种，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唐代佛教兴盛发展的时期全国各地广建佛寺，而宗教发展依赖于世俗的供奉，在经济发达地区佛寺的数量相对就会多，从毁佛寺铜材所铸会昌开元所属地区可以看出唐代后期南方的佛教发展盛于北方，此时唐中央政府所控范围内南方经济的发展要好于北方。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北方陷于战乱之中，而南方大体保持着和平的局面，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上的保障。安史之乱导致大量北方人移居到南方，而战乱平息不久北方地区又开始了藩镇割据，由此导致连年的战争更进一步使北方的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人口也不断向南迁移，给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上的保障。唐朝后期，在北方诸多割据的藩镇不供贡赋的情况下，中央政权只能主要依靠南方提供的贡赋来维持，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这成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仍然能够维持一个多世纪的重要经济保障。唐后期的漕粮赋税收入最主要依赖的是江南和淮南地区，杜牧曾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我们从铸造会昌开元的江淮两道州府数（9个）中就可以看出杜牧所说的以江淮为国命并不夸张，而是唐末社会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

通过结合史料对会昌开元的分析可以看出，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后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导致佛教膨胀发展和藩镇的割据。佛教在经济上与国家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武宗灭佛；而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战乱使北方移民大量南迁，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快了广大南方偏远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而经济文化的繁荣又促进了南方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