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我们去寻访老劳模柏秀华。沿途蔬菜、庄稼郁郁葱葱，金黄的向日葵从绿叶中探出笑脸，城西水库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一路问到老劳模的家，只见院门虚掩，门前盛开着黄色的丝瓜花、红色的地雷花。正在犹豫，一位清瘦的老人骑着小三轮车回来了，原来他正是老劳模的老伴——79岁的王楚平老人，刚从菜地劳动回来。

我们在两位老人的热情招呼下在他们的客厅坐下，开始听柏秀华老人给我们讲述在农业合作化期间的往事。

柏秀华，女，1929年出生在现在的滁州市南谯办事处白庵村大塘生产队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白庵大队距滁县县城仅1.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柏秀华父母共养育了四个子女，柏秀华是老大。当时农民生活很贫困，一年干到头也吃不饱，柏秀华家也不例外。

在艰苦的岁月里，柏秀华长成了大姑娘，她生性要强，干起活来不惜力，和小伙子比着干，被乡亲们称为“铁姑娘”。

1948年柏秀华和本生产队青年农民王楚平成了家。王楚平出身贫苦农家，是一个踏实能吃苦的共产党党员。婚后夫妇二人养育了2儿5女7个孩子（大女儿是抱养的）。一年冬天一个要饭的带着一个八九个月大的婴儿乞讨到门前，尽管柏秀华自家都吃不饱，但是她还是给这个要饭的盛了满满一碗饭。要饭的眼含热泪感谢她，请求她收留这个可怜的女婴。柏秀华一咬牙，说：“穷人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她收留了这个孩子，和老实憨厚的丈夫一起，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又给她找了一个合适的婆家。

我们插话问柏秀华老人，当年孩子多，负担重，日子穷，当干部待遇低，怎么克服这些困难开展工作的？老人说：说到困难，怎能没有呢？当时既年轻没有经验，又没有文化，只能靠苦干，多亏了老伴和婆婆的支持，家中的农活主要靠王楚平干，年迈的婆婆拖着一双小脚照料一群孩子，一家人从无怨言。婆婆后来因病瘫痪在床十几年，柏秀华精心服侍老人，一直到1997年老人以91岁高龄辞世。

1951年12月，中央颁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中央先后作出两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第一个是1953年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第二个是1953年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就是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开始的。

1954年白庵大队在张万山、柏秀华、汪长圣等人的带领下，汪长好、惠文学、王楚恒等18家农户办起了白庵大队第一个初级社。初级社方针是“自愿互利”实行土地入股，耕牛、农具作价入社。

初级社的建立，很快表现出显著的优势，用群众的话说就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家也能搞到吃的”。群众的热情也很高。有一个叫老杨的光棍汉，开始不愿入社，农忙时他一人忙不过来，田荒了，现实教训了他，他主动找到柏秀华等人，要求入社。

初级社成立后，为了解决白庵耕地缺乏的现状，柏秀华带领群众开荒，在大塘队的山头上一锹一锹挖出二十多亩土地，当年实现了粮食增产，秋后结算群众的劳动日工分高，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初级社的凝聚力、号召力。这时候从县里来了一位叫蔡中方的工作队员，他是浙江人。他总结了柏秀华号召、带领群众开荒的事迹，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柏秀华因为超额完成开荒任务，使粮食大幅度增产，于1954年被评为省劳模。

初级社成立一年后，1955年开始筹备高级社。组织上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把柏秀华派到合肥行政学院学习70天。这时她已是有3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才一周岁还在吃奶，但是柏秀华义无反顾地赴省会学习，将家庭重担交给了一贯默默支持她的丈夫。

学习期满结束后，1956年柏秀华被任命为白庵高级社书记。她是当时滁县唯一的女书记，到县里开会不好安排，只好将她安排在厨房或是保管室休息。

白庵高级社最鼎盛时达到2000多人。高级社办了一年后，城里机关单位层层下放，调来一个叫杨杜春的人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时“大鸣大放”开始了，刮起了“浮夸风”。1958年“浮夸风”刮得更大了。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柏秀华担任白庵大队党支部书记，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支部改选，退下来。

岁月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柏秀华和老伴在家安度晚年，享受“小乡干”待遇，公家每月给予35元的补贴。柏秀华老人现已年迈多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让老人只能伛偻着腰。我们问老人，有没有想过找组织上申请一些救助，柏秀华老人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党员，有什么可老滋老味的？”王楚平老人也说：“嫌丑得慌。”

农业合作化的开展，克服了以自有土地、自我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小农经济所不可避免的缺陷，表现出显著的优势，使个体弱小的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我们要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当时的社员素质和生产要素等都没有达到应有程度的要求，过急过快走集体化，致使集体化后期形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吃“大锅饭”的局面，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