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宗文

滁州的前身、今南谯区得名的古南谯州，其设置的时间、州治（州衙所在地）说法不一。本人最近查阅多本志书，进行一点考证，归纳起来有几个版本，大致分为两种说法。为有助读者辨别正误．现将有关志书的记载情况整理如下：

南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州治在全椒桑根山西之说。明万历《滁阳志》记载：“梁高祖（又称梁武帝）大同三年（以《甲国历代帝王一览表》对照，实为大同二年，以下几本志书记载均为大同二年），割徐州之北谯，立南谯州於桑根山之西，即全椒界南谯故城是也”。“桑根山西”在何处？查2011 年版《全椒县志》：“桑根山西（今复兴、三合间）”。按上述记载，公元536年立的南谯州州治在今全椒县的复兴与三合乡之间的桑根山西（此地曾是东晋置的山桑县治）。

南北朝·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州治在新昌（今滁城）之说。清光绪《滁州志》记载：“梁为新昌郡治（南北朝·梁朝时今滁城为新昌郡治所）。大同二年（梁武帝大同二年，即536年）立谯州”。《魏书·地形志》：“谯州，萧衍置，魏因之，治新昌城”。《寰宇记》谓：“萧梁初置，第曰谯州。及陈于盱眙立北谯州，始以此为南谯。”这几本志书均说，南北朝·梁朝的萧衍（梁武帝）当初（536年）置的叫谯州。到南北朝·陈朝在盱眙立北谯州才开始称谯州为南谯州。因为盱眙在北，立了北谯州：谯州在盱胎南，为有别于北谯州，而称“南谯州”，这是以地域而分称谓的。亦似今天称滁州市琅琊区的腰铺为北腰铺，称南谯区腰铺镇为南腰铺。可见，当时设置时叫谯州，后来才改为南谯州的。那么南谯州是什么时候立的呢？光绪《滁州志》引录《陈书》：“太建七年（公元575年）移谯州镇新昌。（盖移北谯州也）。”就是说陈高宗（又称宣帝）太建七年，把盱眙的北谯州移到新昌，才正式立南谯州，可见南谯州是公元575年设置的。

《滁阳志》称立南谯州于全椒桑根山之西，解放前的《全椒县志》是否认同，该志是怎样记的呢？民国九年（1920年）版点校注释本《全椒县志》记载：“武帝（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析北徐州之新昌郡、谯州之北谯郡，置谯州治，山桑县废。”这部《全椒县志》也没有采纳《滁阳志》中所记536年“立南谯州”的说法，而那年是置谯州。

当代志书是怎样记载的呢？

1998年版县级《滁州市志》：“梁大同二年（536年）立谯州，治新昌城。”“陈太建七年三月（575年），移盱眙之北谯州镇于新昌城，始以此称为南谯州。”2011年新编《滁州市志》（稿）：“南朝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立谯州，领新昌郡、顿丘县，治新昌城（今滁城）”。接下来又写道：“南朝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年）改谯州为南谯州。”与县级《滁州市志》所记年份、州治相同。

纵上所述，本人认同南朝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年），移盱眙北谯州镇于新昌城，改谯州为南谯州的记载。这既与县级《滁州市志》、新编《滁州市志》（稿）一致，又有本人考虑：一、明万历《滁阳志》所记梁太同三年（实为大同二年）“立南谯州于全椒桑根山之西……”。需商榷，可能是误记，且有佐证：2007年版点校清光绪《滁州志》中有《寰宇记》谓：“梁立南谯州于桑根山之西，齐天宝（误作天保）三年（552年）始移治新昌。盖误以南谯郡为南谯州矣”。就是说《滁阳志》把立南谯郡误为立南谯州。《滁阳志》误记不仅于此，还把大同二年记为大同三年（本文开头已说明）。再者，南谯区及原来的南谯乡、南谯街道办事处（今改为西涧街道办事处），皆因古南谯州而得名，此应是州治在新昌（滁城）的才合情理。因而本人在编写《滁州市南谯区志》时，关于立南谯州，采用陈太建七年（575年）移盱眙北谯州镇新昌城，改谯州为南谯州的记载。

南谯州在历史上只存在14年。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南谯州为滁州。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在滁州印记却深。作为滁州前身的南谯州。其置立年代、州治在什么地方，滁州人应有正确统一的说法。但现实中并不统一。即与县级《滁州市志》、新编《滁州市志》（稿）记载不同。今滁州国际酒店内东侧石刻：“明万历滁阳志载晋太元年间设南谯郡梁大同三年复设南谯州……”原县级滁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滁州古今·滁州市建制沿革》（摘自《安徽省建置沿革》），也写“梁大同二年（536年）置南谯州”。当今在宣传滁州变迁的字画中，亦有536年立南谯州之说。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引用《滁阳志》的记载。本人查阅多处资料，进行考证，写这篇短文谈自己的观点，旨在还原历史，不要误传误记。